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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溝通和社區參與

新型冠狀肺炎(COVID-19)流行從中國武漢爆發以來，已波及到世界39個國家，感染人數突破8萬人，死亡個案將近2463人，且有更擴大傳播的趨勢。此疫情相對於2003年發生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(SARS)的流行事件，新冠病毒傳播的範圍更廣，影響的層面也更大，且未有減緩的趨勢，令人擔心。因此，世界衛生組織(WHO)大聲呼籲各國要做好感染個案檢疫與居家隔離等措施，避免將新冠病毒傳播至各地區，尤其引起社區感染。因此，WHO發布第二版的風險溝通和社區參與文件，作為各國在因應此次防疫的參考。環顧21世紀全世界已發生公共衛生重大的事件，包括：SARS、中東呼吸綜合症（MERS）、A型H1N1流感和伊博拉等五件疫情。這些事件都造成傳染國家的民眾健康與社會經濟很大的影響，基於這些疫情的經驗，WHO特別強調社區防疫的工作。因此，風險溝通和社區參與已成為降低傳染病傳播最重要的利器。風險溝通是將發生疫情的傳播與致病性，能及時有效告訴民眾，以利大家採取適當的因應行為，以達到降低個人傳染的風險。然，社區參與是透過社區組織的力量，主動參與政府疫情控制相關的措施，更要做好社區家戶的防疫工作，以達到降低社區感染的風險。此兩者相輔相成，形成每一個社區堅強防衛力量，共同抵抗發生社區或群聚感染的可能性。

從風險認知到風險控管

由於新冠病毒傳播速度非常快，中央政府防疫指揮中心在最短時間成立，採取各種防疫的手段，包括：有效控制境外移入疑似或感染個案、盡速找到可能指標病例、即時採取檢疫或隔離接觸者，建立診斷與鑑定標準作業流程、利用大眾媒體傳播個人防護措施與降低感染的方法等，這些措施的確達到防疫工作的「快、狠、準」目標。至目前為止。從感染或致死人數的結果論來評論台灣與日、韓防疫措施的成效，台灣在新冠肺炎的防疫工作的確表現較優。但仍不可掉以輕心，尤其在開放性社會，報章雜誌所傳遞訊息過於混亂，各種不實或未經求證的假消息流竄，容易造成人心恐慌，社會的動亂。因此，政府應即時、透明和容易取得方式，提供民眾正確個人防護行為的訊息、切斷新冠肺炎傳播的途徑、辨識個人與社區感染的風險、或增強社區防護的能力等相關資訊，便是最好風險溝通的第一步，很簡單告訴社會大眾目前三個主要問題：面對的風險是什麼?暴露的風險在哪裡? 如何有效降低風險?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清楚了解共同面臨敵人的屬性，即可鼓勵民眾採取各種防疫措施，再接合社區參與的資源，形成至少四層的防護網：包括境外移入、地區防疫、社區防護及個人防護等，有效降低新冠病毒在周遭環境的傳染力，導致社會大眾被感染的風險會減少。因此，政府在作風險溝通時，不僅告知風險的認知，更重要是強化民眾對風險的辨識與評估，即所謂健康識能(素養)的觀念，簡單來說，了解新冠病毒的屬性與傳染方式，進而激發採取正確風險控管的防護行為，做好趨吉避凶的措施，減少被病毒感染的機會。

勿恃敵之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

目前政府積極防堵新冠肺炎發生社區感染的風險，也許社區感染在國內外有不同的定義，但此次疫情我們並不怕有社區感染的事件，只是擔心是否所有的社區都已準備好了嗎?社區的組織已經開始啟動了嗎?是否已建建立好標準作業流程? 是否已建立垂直式與水平式的管理指揮體系?相互的支援與協助，共同堅強社區的防疫網。報載，台北市已經開始訓練社區的防災士，教授傳染病防治的概念與技能，帶動社區民眾一起做好社區防疫工作，作為社區防疫網的推手。這些推手都是來自社區里長或志工，其主要職責原本是因應天然災害救災工作，也是建構防災社區的基層人員，遭遇新冠肺炎流行的疫情，若能有效運用於社區防疫工作，對於控制新冠肺炎的社區感染必定有很好效果。然，其他縣市是否也有類似社區組織或人力的動員? 地方的村里長是否都已周知新冠肺炎的傳染特性?各縣市的防疫指揮官均立即改由首長擔任，統一指揮所屬各局處主管調度防疫人力與物資發送，或動員社區組織與訓練事宜。試想，若由縣市衛生局擔任疫情指揮官，它能號召民政局(處)管轄鄉鎮區村鄰的組織嗎? 同時，亦可集結社區有影響力的社區人士，如社區領袖、宗教領袖、醫藥衛生、婦女團體、青年協會、社區發展協會、機關學校、教育文化或農漁會等組織代表共同參與、邀發社區參與的能量、才能擴大社區防疫的效果。同時、也透過地方網路或刊物、或座談會、各種活動來宣導社區防疫的重要性，形成具有社區動員性與自主性的防護網絡。台灣若能及早在社區撒下天羅地網，就能降低新冠肺炎在社區感染的風險。孫子兵法：勿恃敵之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。